对话何多苓:消极的力量 许知远也意识到,自己有可能将何多苓浪漫化了。确实,整个采访下来,何多苓呈现的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形象。“我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,没有争取过任何事情。但1973年有一颗彗星进入太阳系,它被我看见了。我觉得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与它有关。”文革、停止高考、知青下乡,这些苦难是何多苓意外的财富。乡村的一切事物不但没让他感受到痛苦,还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与惊奇。我能想象到在1973年的夏天,知青们因为远离书本与知识,日日劳作而苦不堪言,但其中有一个年轻人,穿梭在摇曳的松涛之中,松弛、漫不经心,他不经意地抬头,望见了天上的彗星。 许知远一直在纠结“轻”和“重”的相对关系,他坚信何多苓表现出来的“轻”背后必定有极“重”之处。 但或许这就是松弛的力量、消极的力量。无所谓命运的顺遂与否,不迎合时代的需求,只是跟从自己的内心做事。“画画”本事即是目的。 抛去外在的、功利的因素,专注于事情本身,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这看似简单的道理,对于大部人来说却是难度极高的。现代人目的明确,焦虑拉满,很难保持这种松弛。尽管不乏“躺平”、“摆烂”等消极的声音,但这种消极意味着放弃,是预见的目的实现的不可能性后选择的放弃。何多苓的消极与这种消极不同,他从未追求过,便也毫无放弃这一说。消极的是外在,他不愿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产生欲望;积极的是内在,专注地完成自己的心意,从而收放自如,张弛有度。 时间的私有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,项飚在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,即在一个巨大的主流叙事里找的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我想我们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,无论是中心或边缘,但都不能忘记看天上的彗星。